旧上海进口木材的起源和发展【批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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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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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在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木材集散地之一，世界各地的木材都在这里汇集，但上海木材行业的发展是有历史的，早在很多年前就有世界木材进口到上海的记录。
在唐代，诃陵（即爪畦）自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至元和十三年（公元848年）前后来唐的使节有8次之多，两国贸易已有发展，南洋诸岛国的热带林区木材已开始输入中国。尤其是福建泉州，它是中日两国商旅往来的主要港口，自公元630年至894年的260多年间，日本先后19次派遣使节来唐。使节来华时，船上都载有不少木材。《诸蕃志》载：“日本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以巨舰搬运吾泉（泉州港）贸易。”由此可见，中国进口木材起源于唐朝，进口木材的来源日本和南洋诸岛国为先。
从上海解放前进口木材的历史来看，据现有资料剖析，大致可分以下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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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时上海进口木材贸易已见端倪早在唐宋年间上海地区古吴淞江畔的青龙镇已是江南一大贸易港口。元代时，海船商贩往返日本、交趾等国家亦曾由上海出入。明洪武初，朱元璋一度在上海地区黄渡镇设立市舶司。明中后叶受沿海其它地区影响，上海海外贸易更有发展。清嘉庆道光年间江海关进口登记册记载：“来自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爪畦、苏答腊、婆罗洲等船只，运来沪的有苏木、乌木及作船桅的圆木、装饰木材等等。”在清嘉庆、杨光辅著《淞南乐府》中有诗一首为证：“淞南好，市价日高低。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民瘦客商肥。”虽然，当时沪地进口木材具体数量未见资料，但从上述文字可以证实，明清前上海进口木材贸易已见端倪。
二、“九八”行代理进口木材时期
上海开埠前后，进口南洋木材，一般都由华侨木商委托十六辅“九八”行代理经销。早期有不少闽粤商人旅居上海，经营东南沿海贩运贸易和代理南洋贸易。至乾隆、嘉庆时期，上海已先后建立泉漳会馆（1757年）、潮州会馆（1759年）、建汀会馆（1800年），道光初年成立点春堂花糖洋货行等行会组织。城东十六铺洋行街（当时所谓洋行，系指经营洋货的闽粤商号，洋行街后改名为阳朔路）即为闽粤商集中地。1843年上海开埠后，闽粤商人来沪日多，市面日趋繁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海上交通发展，贸易扩大，南洋华侨与祖国商业交往渐多，南洋贸易规模日趋专业化，沪上就出现了以经营南洋贸易为专业的“九八”行。“九八”行，即以代理南洋侨商推销南洋物产，如海味、木材、食糖等进口贸易为主，兼营代办国内土特产出口的行号。这些行号像一般牙厘行一样，不自负盈亏，而是按代理进出口货值，收取佣金百分之二，故称“九八”行。他们多数就是原来以内贸埠际贩运为主的闽粤花糖行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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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十六铺洋行街“九八”行代理经销进口木材的有闽帮的德发、鼎发、源来、宝来行，广帮的协泰和行，潮帮的范德盛、仁诚行等，它们代理经营推销南洋硬质木材，其品种有柚木、柳安、红木、花梨木等，产地来自南洋各地，日本和台湾木材也有少量运来。南洋木材是华侨木商租用夹板船运来，每船可装硬木50万板尺，虽然路程遥远，但上海需求量大，订货客户多，“九八”行佣金收入相当可观。据上海海关册对木材进口的统计：在1887年上海口岸进口硬木材（南洋材）金额达122849关两。三、洋行控制进口木材时期
早在1851年上海进港船只表中，已有旗昌洋行将洋松输入中国之记载，但数量不多，销路不畅。直至19世纪70年代外商运来洋松还须登报推销，如1872年～1878年间，戴生洋行、丰裕洋行等经常在《申报》上刊登广告，有的还拍卖经销。1890年后，随着上海建筑、交通事业的发展，软质木材（主要是洋松）逐渐推广使用，进口数量也迅速增长。英、美、德洋行利用其在中国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争夺我国木材市场，甚至把上海“九八”行早期经营南洋硬木业务，也逐渐取而代之。1919年间，上海进口木材近2亿英尺，华商仅占10％左右。据1925年上海震巽木商公所会务记载：当时上海经营进口木材批发业务的华商共30家，资金和备货相当厚实，一般都有库存美松100万英板尺（折合2000多立方米）。但货源均向英、美、德洋行订货输入。到30年代中期，硬质木材和软质木材，几乎全被洋行所垄断，“九八”行在上海总进口额所占比重仅2～3％而已。木材进口业务之所以为洋行所控制，主要是洋行有其特权，把持了供销渠道；洋松用途日广，价格便宜也是重要因素。上海早期经营木材进口业务的有德商祥泰木行（后转入英商）、英商怡和洋行，美商大来洋行，日商三井洋行等，它们既经营加拿大洋松，也经营南洋的柳安、柚木等。这些洋行不仅自建码头、堆栈，自备航运船只，有的还在上海建立锯木厂、夹板厂。各国洋行经销对象也自成系统，如英商在沪设立的公司、工厂需用木材，当然是恰和洋行的主顾；日商系统的则是三井洋行所控制。铁路所用的枕木，祥泰木行包揽了津浦线，怡和则包揽京浦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木材进口急骤上升，年进口达1000多万关两。30年代又近翻番，达2000多万关两。据1931年《海关贸易统计年刊》资料，当年全国进口木材43700万英板尺，其中上海进口为20800万英板尺（折合为49.06万立方米），占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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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统制进口木材时期1937年～1945年，即上海沦陷时期，日本把木材作为统制商品而从严控制，英美等国木材进口代理洋行纷纷停业回国，日商趁机扩大木材进口业务。据1940年9月出版的《木业界》载：日本向我输入的木材比重，已由抗战前的20％上升到56.18％。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曾称雄上海木材市场达50年之久的英国祥泰木行，也被迫停业。从此，上海的木材进口业务，几乎全部为日商所控制。据《中国经济年鉴》载：日本将大批东北特产输运推销，其中包括大豆、豆饼、木材等。单以木材一项，日人自占领东北后，即创设大规模的木材公司，从事开发东北大森林，由日轮装运满州木材来沪达800万担（折合约40万立方米）。可见，沦陷时期，上海进口木材已完全由日本统制，日本向我输出的木材，除一小部分来自日本国土外，大多数是掠夺我国东北森林资源，只不过通过日本洋行代理，以遮人耳目罢了。
五、国民政府外汇限额分配时期
抗战胜利后，上海对外贸易虽有较大变化，但木材进口贸易却趋最低落时期。这主要是抗战胜利后，全国木材的输入量，全部由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所决定。1946年，国民政府成立临时输入管理委员会后，规定上海可以进口木材的商号只有34家。除英商怡和洋行、精艺木行、美商大来洋行、麦宝隆洋行外，还有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和华商可大公司、中南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文伟贸易行、联华木行、森林公司和馥记营造公司等。改变了以往上海进口木材一直由外商洋行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外汇短缺，临时输入委员会不得不采取外汇限额分配的办法。当时，黑市外汇高于官方外汇一倍半。这就是说，谁取得限额外汇就等于谁发财。因而在核准进口木材、分得外汇的商号之间，华商与进口商之间，争执纷纷，官司一直告到行政院，足足闹了4、5个月。如1948年6月29日，上海75家木商曾吁请经济部上海工商辅导处，为改善木材限额分配，提出五项法章的建议，以求得到按比例分配外汇限额，维持同业之公共利益。输出入管理委员会输入限额分配处于1948年7月12日答复称：“查本处根据行政院公布进出口贸易办法，分配各项限额并无自行分配，予各该业之批发商或另售商之规定。”最后以“贵业自行处理，本处无法照办”而一推了之。因此，抗战胜利后，国外木材虽有所输入，由于受到外汇配额限制，数量已大大减少。据海关统计，1946年全国进口木材23.6万立方米，比抗战前减少70％以上。据《上海对外贸易》载：“1947年4季度上海木材进口商所得自行进口的外汇配额为1369（千美元），其中洋商进口所得配额为698（千美元），占51％；华商进口所得配额为671（千美元），占49％。”此外，这一时期木材进口之所以急骤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木材输出国因自行建设需要而减少出口，如当时美国实行出口管制，加拿大政府则规定各厂木材需供应本国40％，分配英国35％，其余方可输出他国市场。由于进口材短缺，价格也随即上涨，进口材与国产材的差价，由1940年仅高出20～30％而变为高出2、3倍甚至4、5倍。于是，从1947年起，一度衰落的国产木材，形成了一个销售旺盛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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